摘要：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保險五大險種中最重要的險種之一。所謂養老保險（或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家和社會根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解決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開始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1997年正式建立了全國統一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以下簡稱“統賬結合模式”），此后進行了做實個人賬戶的試點，完善了養老金計發辦法。但是，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究竟應實行怎樣的籌資模式，是否應當做實個人賬戶，始終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0年8月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曾提交過一篇論文，但是對于社會養老保險仍感覺言猶未盡。正如朱镕基總理所說，目前的空賬是可以解決的，關鍵是要建立起好的體制和機制。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理解是必須按照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實行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基金積累制。這里所說的是基本養老保險，整個社會的養老保障體系，還應當包括政府對特困老年人群的社會救濟，企業和職工個人參加的商業保險，居民自己的養老儲蓄，這些都應當進一步完善?；攫B老保險作為主體，覆蓋面要寬，保障水平卻不能太高。其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1)所有單位和職工個人都應根據統一的規定繳納社會養老保險費；(2)所有資金都要記入個人賬戶，職工退休費全部來自其個人賬戶；(3)為照顧低收入群體，繳費中可以劃出一定比例，譬如說30—50％進行平均化后再記入個人賬戶，實現一定程度的社會互濟。要害在于，所謂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應當是兩者的有機統一，而不能搞成兩個板塊。只有實行上述完全的基金和個人賬戶制度，才能使效率和公平得以兼顧，否則養老保險改革就很可能會走上彎路。與現收現付制或部分積累制相比，完全積累制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憂慮和擔心的種種問題。首先，職工養老保險的享用與其繳費貢獻完全掛鉤，可以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福利“大鍋飯”，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水平；其次，完整的個人賬戶使人們不再有其他幻想和依賴，職工不僅會積極繳納個人應繳的保險費，而且還會普遍主動地監督雇主為自己繳費，從而能夠從最基礎的層次上消除繳費拖欠現象；第三，完全的個人賬戶類似于居民的定期儲蓄存款，政府部門擠占挪用幾乎沒有可能；第四，制度高度透明，假賬濫賬無法生存，跨地區的資金統籌調度十分簡便，監督和審計容易，管理成本最低；第五，由于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可以在全社會形成共識，使基金投資于較低風險和較高回報的領域，取得最好的積累和增值效益。最后，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的歷史階段，目前認定的城鎮職工只有1．4億左右，隨著戶口管制的放松，用不了多久這個數字就會翻番，如果不實行完全的個人賬戶制，政府就會不得不背上一筆數額不斷膨脹的養老保險負債，歷史包袱永遠也卸不下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完全的基金和個人賬戶制，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改革選擇，在我國具備更多的有利條件。例如，因為這種制度的性質是強制性儲蓄，而中國自古就有儲蓄防老的文化傳統，因此特別容易為社會所接受；國家擁有巨額資產和資源可以用于彌補養老保險積累不足，使得從現收現付轉向基金積累最大的困難得以解決；財政收入處于快速增長時期，金融盈余，貨幣穩定，資本市場步入健康發展軌道，如此等等。許多人擔心轉軌的辦法和時間，實際上，我們比之智利、波蘭、玻利維亞等等國家有更大的選擇余地。極而言之，如果我們愿意，從明天開始就可以采取完全的基金積累制，而毋須考慮所謂“新人老人”之分，也不必琢磨20年或30年哪個過渡期更合適。如此復雜的問題能夠簡單化的根據在于，我們對于現有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積累不足的“隱性負債”已經達成共識，就是說國家在宏觀上已經認帳。償還這筆債務快一些或慢一些并不是絕對重要的(在可能的情況下當然是愈早愈好)。從理論上說，唯一的硬性限制條件是，不影響給離退休職工按時足額發放養老金。因此，不必等到所有的錢都拿到手之后再去分配到每個職工的個人賬戶，相反可以先給每個職工計算分配一定數額的資金后，再去匯總測算總的償債規模。這樣做，不僅簡便和易于起步，而且還可以以需定取，避免大的失誤。具體操作辦法是：(1)由國家規定統一的政策，各地政府、用人單位、開戶銀行相配合，根據職工的工齡、職級并參照目前發放的養老金水平，為其建立一個個人賬戶并確定一個賬戶資金數額；(2)告訴職工，這筆錢就是他過去工作所積累的養老保險金，職工可以核對其工齡、職級等基礎數據是否正確；(3)繼續嚴格征收養老保險費，推廣由稅收機關代收，在職職工及其單位的繳費按照確定的辦法計入職工個人賬戶；(4)對于已離退休的職工，他現在每月領取的離退休費就被計算為從其賬戶上支取資金；(5)有計劃有步驟地為國家社會保障基金多渠道籌措資金，特別是劃轉國有資產，并及時調整投資結構，除持有國債和部分上市公司股票外，應將更多資金投向電力、高速公路等長期穩定安全的領域，同時也正好解決基礎設施資本金來源渠道狹窄的問題。完全基金積累制和個人賬戶建立起來之后，還有許多機會來逐步完善。如果出現了普遍的補償不足問題，那只要再適當注入一部分資產并調高個人賬戶資金金額就可以了。假若發現個別人弄虛作假，那隨時可以對其賬戶查封、凍結和改正。貴州住房改革中將已有公房的資產價值折算給每個職工，作為其存量補貼(也等于是對個人過去住房資金積累不足的補償)，這種賬戶一邊建立，一邊使用，也可以說是在使用中完善。近兩年來，貴陽市已為3萬多職工兌現了存量補貼8億多元，其中近1億元為現金，直接帶動個人儲蓄2億元，購買了約28萬平方米的商品房，極大地刺激了住宅建設和房地產業的繁榮。如果等待個人賬戶完善起來再發放存量補貼，那么就不可能出現過去兩年住宅投資成倍增長的結果。總之，我們目前具有建立一個能夠最好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基金積累式養老保險體制的一切條件。這個機會無論如何不該錯過。此外，還要同時考慮醫療和失業等其他各種社會保險，這些方面國家也不得不承擔較大的責任。但是，與社會保險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說更應當放在優先位置去解決的是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問題?，F在數以千萬計的孩子們達不到初中文化水平，那意味著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進入失業和貧困人口的隊伍。與其準備將來為他們發放社會救濟金，不如現在籌措少得多的資金以讓他們獲得自食其力并能造福經濟和社會的本領。目前，將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市投資將面臨巨大的投資風險，無異于讓那些最不能承受風險的社會階層，用其財產組合中最需避險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動性的資本市場從事高風險投資。這將極大地背離我國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初衷。人口老齡化的巨大挑戰由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改善，加上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我國人口在迅速老齡化。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從1.3億增加到1.776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10.5%增加到13.3%。65歲及以上老人從8837萬人增長到1.1883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7%增加到8.9%。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5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26.1%左右，接近經合組織國家2020年26.9%的水平。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未富先老”，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中國在跨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1000多美元，仍屬于中等偏低收入國家行列。與此同時，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明顯高于城市，到2010年底，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已達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帶來了巨大挑戰。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65歲及以上人口數與15—64歲人口數之比），由1990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11.9%，而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將在2020年達到15.5%，2030年達到21.7%，到2050年進一步升至31.2%。老年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上升，使在職者贍養負擔不斷加重。2010年，我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贍養率（參保離退休人數與在職職工人數之比）為32.5%，相當于每3.1個參保的在職職工供養一個參保的離退休人員，而在1990年為每5.4人供養1人。與此同時，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不斷增加，按當年價計算，1989—2011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年均增長23.7%，高于同期GDP增速7.4個百分點，2011年，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12765億元，比上年增長20.9%，占當年GDP的比重達到2.7%。一方面，如果制度贍養率不降低，為確保養老金待遇，必須提高繳費率；另一方面，過高的制度贍養率和繳費率，驅使一些參保者逃避參保繳費。這就形成了人口加速老齡化背景下的養老保險籌資困局。因此，如何強化制度的激勵機制，有效籌集資金，化解人口老齡化高峰時的支付壓力，成為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邏輯主線。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積累制的經濟社會條件遠不成熟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需要依靠積累來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當前，困擾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不是儲蓄不足，不是投資不足，而是伴隨儲蓄率過高的消費不足，是伴隨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的投資效率低下。聯合國數據表明，中國儲蓄率（按支出法GDP計算）從2007 年開始突破50%，2010年達到51.9%，不僅遠遠高于英美等發達國家，也比世界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0個百分點。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保持了高速增長態勢，但經濟增長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結構特征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在不斷強化。從2000年到2011年，中國投資率由35.3%持續上升到49.2%，而消費率卻由62.3%一直下降到48.2%，居民消費率更是由46.4%降到34.2%，達到了改革以來的最低點。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長期存在的重復建設、低水平過度競爭、粗放型擴張、政企不分等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從2009年開始，隨著投資增速的加快，新一輪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已在更大范圍出現。在國家統計局監測的24個行業中，有21個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成熟的制造業幾乎找不出一個產能不足的行業。在儲蓄不能轉為有效投資的情況下，實行完全積累制，繼續推高儲蓄率，顯然缺乏現實意義。中國的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足以支撐一定程度的現收現付。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亨利·艾倫（H. J. Aaron）發表了題為《社會保障悖論》的文章，提出了一個“艾倫條件”（Aaron Condition），即如果一國的勞動人口增長率加上實際工資增長率之和大于實際利息率，則實行現收現付制就能帶來代際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從而優于完全積累制。在1991—2010年間，除個別年份（1991年和1997年）外，中國均能滿足“艾倫條件”。展望將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將帶來城鎮人口的持續增長。根據原國家計委“中國勞動就業預測”課題組的測算，2000—2030年，我國城鎮勞動適齡人口年均增長將達到3.1%。根據世界銀行對未來我國年實際工資增長率的預測，2011—2030年每年都將達到4%，2030年后為3%。就實際利率而言，如果未來居民儲蓄率不出現大幅下降的話，那么實際利率也不會被劇烈推高?？梢酝茢?，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艾倫條件”在中國仍將得到滿足。仍處于發育進程之中的資本市場無法滿足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市投資的要求。國際經驗表明，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基金能否在長期內保值增值，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即良好的養老保險基金營運公司、可靠的資本市場以及嚴密的法律監管體系。在中國，雖然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發展迅猛，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制度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新興加轉軌”的特征依然十分顯著，中國股市波動的幅度和頻度遠高于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遠未發育成熟。在這種背景下，將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入市投資將面臨巨大的投資風險，無異于讓那些最不能承受風險的社會階層，用其財產組合中最需避險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動性的資本市場從事高風險投資。這將極大地背離我國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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